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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孫冶方悲劇

標簽:經濟 理論 社會主義 價值  日期:2016-09-29 00:10
包括中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在中國,這種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的“以銷定產”模式大大的好過“以產定銷”的計劃模式,“由于相互間進行交換的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獨立核
孫冶方在中國經濟理論界的地位至為尊崇,當今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便是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甚至在國際社會主義經濟學界,他也是一號響當當的人物。

1978年11月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考察團走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在一次座談中,南斯拉夫學者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有很多地方是從你們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那里學來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給了我們啟發。”這時,帶團團長宦鄉指著在座的孫冶方說,“這就是孫冶方同志”,現場一陣驚喜,東歐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紛紛起身,同孫冶方握手,表達崇敬之情。

孫冶方終其一生,想仿效《資本論》,編寫一部《社會主義經濟論》。

按《資本論》的程式編教科書

孫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年),是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建國初期是上海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在理論和實操層面俱有建樹。

1949年5月,被解放軍攻占的上海曾經陷入極度的經濟紊亂,孫冶方和另外一位財稅專家顧準,在市長陳毅及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的帶領下,進行了鐵腕式的治理,孫冶方主管工業的復興,顧準則著手重建業已癱瘓的征稅體系。在他們的攜手努力下,竟以半年時間就恢復了生產,穩定了物價,創造了讓國內外都很驚訝的“上海奇跡”。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善于思考的孫、顧兩人都發現了計劃經濟制度的致命缺陷。

在他們看來,這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對價值規律的漠視。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志上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他們破天荒地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1957年,孫冶方調任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打算按《資本論》的程式編寫一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教科書。他組織所內近40人開始在中央黨校編寫《社會主義經濟論》,1961年3月到5月,又召集編寫小組成員在香山飯店研討書稿,當時還很年輕的吳敬璉等青年學者都是編寫組的骨干。

孫冶方寫作組苦戰經年,反復研讀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有一些解不開的結,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現實,從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孫氏工程最終流產。

“黨內最大的修正主義分子”

1962年,孫冶方與左派理論家陳伯達就一些經濟概念發生了嚴重的書面爭執。

孫認為,不應該在計劃供應與憑證供應之間劃等號,不要把集貿市場叫做“自由市場”。1963年底,孫冶方還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專門做了一次關于利潤問題的演講。在演講前,有年輕學者勸孫冶方別講了,提醒他說,“你講利潤,人家會說是修正主義,F在還是不講為好,風聲已經這么緊了。”孫淡淡地答,“風聲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

孫陳矛盾在《紅旗》雜志社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全面激化。

在這次會議上,孫冶方公開宣稱“我應戰,我喜歡赤膊上陣。”他操著一口濃烈的蘇南口音論述說,“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從蘇聯承襲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這種觀點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規范模式,嚴重束縛了人們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探索……”

有人當即質問:“請問,你宣揚的規律是什么?”

孫答:“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

10月,陳伯達和康生派出70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經濟所,以“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罪名對孫冶方進行批斗。孫冶方被批判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主張企業獨立自治,二是反對按社會需要調節生產,主張以利潤調節生產。

因此,孫冶方的經濟觀點的實質就是“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理論”,他被判定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內被批判39場。

孫冶方因此成為建國后第一個被公開點名批斗的著名經濟學家。這個倔強的蘇南人卻不肯低頭認罪。他寫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檢查材料,進一步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工作組對他的評價是“抗拒黨和群眾對他的原則批評,態度十分驕橫”。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縣周口店公社大韓集大隊進行勞動改造。

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監獄關押整整七年。牢中歲月,孫冶方面壁七載,為那部《社會主義經濟論》日日苦思,默寫85遍腹稿,自以為已打通任督。

一位癌癥患者的最后攻擊

改革開放之后,孫冶方復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與中國是分量最重的兩極,東歐各國則是重要的一翼,從1960年代開始,東歐各國開始進行各自的經濟試驗,形成了所謂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羅馬尼亞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

在中國,陳伯達、張春橋等人推崇的是蘇式命令型計劃經濟,孫冶方所代表的修正主義經濟路線,則與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頗為神似。

孫冶方特別欣賞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制度。在那個國家,有2.5萬個“聯合勞動基層組織”,相當于一個車間或分廠,它是一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直接面對市場,通過市場來協調企業之間的產供銷合同。

孫冶方舉例說,我國的物資部門派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大使館出面聯系其相應的單位出來接待,結果被告知,該國已經沒有物資供應這類機構了,中國方面很吃驚,問,“如果工廠缺乏動力和原材料由誰來解決呢?”他們回答,“如果這個工廠連動力和原材料供應還沒有解決,那么這個工廠就不用辦了。”

孫冶方認為,這種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的“以銷定產”模式大大的好過“以產定銷”的計劃模式。

1979年底,孫冶方被查出罹患肝癌,他動了一個大手術,醫生用了將近5個小時的時間,從肝區割下一個用四寸盤子剛好裝滿的大瘤子。孫冶方虛弱已極。他當時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醞釀了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出來。

他向中科院經濟所提出申請,點名幾個熟悉他的理論的學者來協助他。很快,經濟所派出了一個七人寫作小組,由吳敬璉和張卓元負責,完成這個重要的任務。

他們在協和醫院附近的北京飯店租了一個兩居室的房子,每天到病房與孫冶方對談,進行錄音和記錄。吳敬璉回憶說,那些日子,孫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搶救室”,每次他們去的時候,一到門口就能聽到貝多芬交響曲的聲音,那種洋溢著樂觀和不曲折意志的旋律是孫老最喜歡的。

鄧加榮在《孫冶方傳》中記載孫冶方的忘我工作狀態:“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斷地有人來談,不斷地有人送來初稿,他則今天準備口述材料,明天閱改已經記錄整理出來的初稿,超常地勞作,超常地運轉在推理和斷言之間,讓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盞膏油將盡的孤燈吱吱發響地煎熬著燈芯……除夕夜晚,盡管已經發現小腿浮腫和心口陣痛,他還是沒有休息,上午做過腸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在修改《價值和價值規律》一章的提綱。春節只休息兩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筆來……”

過了一個冬春,寫作組整理出了15萬字的大綱,一共有20多章。

接著,孫冶方出院。再接著,工作陷入難堪的泥潭。

自我悖論的孫氏理論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從孫冶方到寫作組都發現了孫式理論的矛盾點。

從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界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狀況感到不滿,開始尋求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在這方面,孫冶方的勇氣和成就無疑是最大的。

傳統的經典理論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由中央行政機關統一指揮的大工廠,由此產生了否認企業在經濟上的獨立性、否定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損害作為社會經濟細胞的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等弊端。

孫冶方則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舊體制的這一核心問題,試圖以呼喚“價值規律”的方式重建新的理論體系,他想建立的是一個以資金量的簡單再生產為界限、“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經濟體制。

根據他的設計,企業不再是社會這個大工廠里的只具有技術獨立性的車間,而成為具有經濟上的相對獨立性的經營主體,“由于相互間進行交換的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獨立核算的企業,所以它們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由這里出發,伴隨著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總過程的進行,價值概念由抽象到具體,由簡單到復雜地展開,最后回到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便構成了孫冶方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按孫冶方的以上設想,要寫出一部結構嚴密、邏輯一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似乎沒有太大的理論上的困難?墒,在事實上,它卻怎么也走不通。

孫氏理論存在巨大的、難以自圓其說的內在矛盾,突出地表現在他的商品——價值觀上。

孫冶方提出要用等價交換原則去處理和調節生產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關系,“把價值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可是“價值”概念只適用于存在有商品交換、有商品生產的社會形態。要想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范疇,就得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關系,而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商品關系,又與馬克思以來的經典理論徹底對立。

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現在了孫冶方的理論體系里,他一方面反對“自然經濟論”,主張“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另一方面又“反對商品經濟論”,反對市場調節。

吳敬璉在《論孫冶方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文中,描述了孫冶方的痛苦與徘徊——一方面,他作為一個長期從事經濟領導工作、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對現實經濟生活有較深入了解的經濟學家,痛切地感到,按傳統理論組織的經濟不可能順暢地運行,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會帶來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極大的社會浪費,因此決心創造一套新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他作為自青年時代就接受蘇聯傳統理論教育的理論工作者,不能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表現了理論上的某種不徹底性。他一方面大聲疾呼,經濟體制的設計必須順應客觀經濟規律,另一方面力求論證這些做法不僅不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商品貨幣關系將要消亡的論斷相矛盾,而且是與之完全吻合的。

為了達成這種“吻合”,孫冶方甚至提出了“兩種價值”的理論,所謂“第一號價值”是商品價值、市場價值或交換價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經濟利益的主體間的關系,只存在于商品經濟中,“第二號價值”是廣義價值或產品價值,它是生產一定使用價值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消耗,它只是計算的工具,這種計算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企業都來節約社會勞動,它不需要通過市場的價格波動來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從表面上看,這個理論解決了有價值卻沒有商品的邏輯矛盾,可是,它無法解決實際存在于兩種模式之間的矛盾。

孫冶方一度對自己的“兩種價值”理論很是滿意,認為是個“利器”,可是一接觸實際問題,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顯,不得不一再地進行修正,最終,兩種價值的劃分變得十分模糊和無法確定。

譬如有一次,他與助手們討論產品調撥問題,從東北向華東調撥糧食或石油,由于東北基地的價格低,所以存在吃虧的現象,其問題的癥結在于不同地區和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那么,這其間的價值關系,是“第一號價值”還是“第二號價值”?誰也說不清楚。

孫冶方的理論體系還存在著眾多類似的矛盾點。

再譬如,他非常重視流通問題,然而,所謂流通是指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孫冶方卻堅持一個理論前提,即社會主義經濟里既沒有商品,又沒有貨幣,他說,“我們必須把流通同商品脫鉤,離開商品來尋找交換和流通的必要性。”這樣一來,理論又跑進了一條死胡同。

孫冶方的兩難,其實是理論前提上的兩難,《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創作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是一個比顧準更大的悲劇

時間很快到了1982年,孫冶方因肝癌擴散再度住院,眼看來日無多,他提出加快創作的進度。

7月,他帶著寫作組一行人前往青島,住進一家海軍療養院“閉關”寫作。在渤海灣之濱,日升月落之間,伴隨著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孫冶方和助手們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討論,可是仍然寸功難奪。

青島之行是孫冶方為自己的理論建構所做的最后一次沖鋒,在此之后,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任務的不可能實現。

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此后曾多次對他談及,對那一套計劃體制決不能修修補補,而必須推倒重來。

這種致命的痛苦對于孫冶方來說,甚至大于軀體的病痛。他本人對此有過真切的描述,他說,以前在民主革命時期(1956年之前),自己寫文章經常是思如泉涌,一揮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門口,寫一頁,排字工人排一頁,而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寫文章變得難得很,有時候一篇文章要寫幾個月,怎么也想不出來。

在1980年代的初期,孫冶方的理論創新擱淺是一個象征性事件,它意味著一代經濟學家試圖在計劃經濟體系內構建市場化環境的努力的徹底失敗。

這一年的12月9日,他親筆寫下遺囑:“我死后,我的尸體交醫院作醫學解剖,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但不反對經濟所的老同事,對我的經濟學觀點,舉行一次評論會或批判會,對于大家認為正確的觀點,希望廣為宣傳;但同時對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錯誤的觀點,也希望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在中國當代經濟理論史上,孫冶方是一個比顧準更大的悲劇。

如果說顧準是一個掙脫了鐐銬的受難者,晚年的孫冶方則是一個在鮮花叢中帶著腳鐐舞蹈的悲劇演員。顧準在離開這個冰冷世界的時候,盡管被徹底的遺忘和拋棄,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他所遺憾的僅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時到來,而他確已等不到那一天。

可是對于孫冶方而言,這位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的、無比聰慧、富有勇氣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之傾注了所有心力和熱情的理論大廈竟然建立在一個錯誤的沙灘之上。

人世間悲劇的慘烈,莫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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